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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視野]抵御民粹主義誘惑(上)
作者:[斯洛文呢亞]斯·齊澤克 查日新

《國外理論動態》 2007年 第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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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刊《批評探索》第32卷第3期(2006年春季號)發表了齊澤克的文章《抵御民粹主義誘惑》,齊澤克對拉克勞的民粹主義概念進行了修正,認為民粹主義是某種形式的政治邏輯,任何政治集團都需要一定程度的民粹主義來加強自身的合法化。齊澤克在文中對當前多種民粹主義現象進行了分析。文章主要內容如下。
       法國和荷蘭對歐盟憲法方案說“不”本身就是一個例子,一個能清楚地表明在“法國理論”中被稱為飄忽不定的能指的例子:這個“不”有著含混的、不一致的、多元決定的含義;它既包含對工人權利的維護,也包含種族主義思想;它既包含對某種被感知到的威脅和對變化的恐懼的盲目反應,也包含朦朧的烏托邦愿望。我們得知這個“不”確實是針對許多對象的:針對盎格魯一撒克遜的新自由主義,針對希拉克和當時的法國政府,針對從波蘭涌入的移民勞工(他們的到來降低了法國工人的工資)等等。一場真正的斗爭正在進行當中:爭奪的是這個“不”的含義——誰將占有它?誰能把它變成一個內在一致的、替代性的政治視角?
       如果存在一種對“不”的主流解讀,那就是克林頓的一句舊格言“那是經濟問題,愚蠢!”的新變體:這個“不”可能是對歐洲經濟令人沮喪的局面的反應,與其他新近出現的強勢經濟區域相比,歐洲的經濟、社會、意識形態政治都停滯不前。然而,自相矛盾的是這是一個不恰當的反應,一個代表享有特權的歐洲人的惰性反應,一個代表那些堅持舊福利國家特權的人的反應。擔心任何真正的變革、拒絕全球現代化帶來的新世界的不確定性,兩者觸發了“老歐洲”的這種反應。支持說“不”的是危險的、“非理性的”孤立主義情緒,在這種情緒下,難怪歐洲的“官方”反應幾近恐慌,狹隘的地方性拒絕開放和自由的文化多元主義。人們已習慣了聽這樣的抱怨,說選民正變得越來越冷漠,公眾對政治的參與在下降,結果憂心忡忡的自由派總是不厭其煩地在公民社會主動精神的幌子下大談民眾動員的必要性,大談讓民眾更多地參與政治的必要性。然而,當民眾從不關心政治的沉睡中醒來,其通常的表現形式是右翼民粹主義的反叛——難怪許多持技術統治論觀點的開明自由派人士在想迄今的“冷淡”到底是福還是禍。
       這里應該注意的是,那些看上去純屬右翼種族主義的因素實質上是工人抗議訴求的一種變形。當然,在要求阻止外國移民勞工的訴求中有種族主義因素,因為后者對就業構成了威脅。然而,人們應記住這個簡單的事實,即從后共產主義國家涌入的移民勞工并非是某種文化多元主義寬容的結果,它實際上是資本為了限制工人的要求而采取的策略之一,這就是為什么在使墨西哥非法移民地位合法化方面,美國的布什比深受工會壓力的民主黨人做得要多的原因。所以,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右翼種族主義色彩的民粹主義是今天最好的論據,說明“階級斗爭”遠未“過時”,反而在繼續——左翼人士應從中汲取的教訓是,不要犯右翼民粹主義以迷惑人的方式把仇恨移置到外國人身上的錯誤,不要犯“把孩子與臟水一起潑掉”的錯誤,即站在文化多元主義的開放立場上反對民粹主義者反移民的種族主義傾向,而抹去了其移位了的階級內容——盡管這樣做是想表達關愛,但對文化多元主義開放性的一味堅持實則是對工人階級斗爭的背信棄義。
       今天的政治領域不僅有后政治治理和民粹主義政治的兩極化傾向;貝魯斯科尼向世人展現了兩種對立的力量如何能在同一個政治力量內共存:如貝魯斯科尼的“前進,意大利”運動!但這種現象不能作為說明后政治民粹主義的例證,即那種以民粹主義方式使自身合法化并持中間路線的政府。同樣的情形是否也適用于英國的布萊爾政府和美國的布什政府?換句話說,民粹主義是否在逐漸地取代文化多元主義的寬容立場,而以一種對后政治統治的“自發”補充方式出現?以其“偽具體而微”的方式出現?以其轉換成訴諸個人切身經歷的方式出現?這里關鍵的事實是純粹的后政治(這樣一個政權的自我合法化必須是徹底地奉行“技術統治論”的,因而表現出它是有能力的政府)本質上是不可能的:任何政治集團都需要一定程度的“民粹主義”來加強自我合法化。
       民粹主義:從概念的矛盾說起
       法國與荷蘭的“不”使我們見識到民粹主義的最新故事。對于持技術統治論的開明自由派精英來說,民粹主義在本質上是“親法西斯主義”的,是政治理性的死亡,是以盲目的烏托邦狂熱為借口出現的反叛。對這種懷疑論調最方便的回應就是堅稱民粹主義本質上是中立的:乃是一種超驗形式的政治立場,能夠被整合進不同的政治實踐中。這種選擇經由恩內斯特·拉克勞作了詳細闡述。
       對拉克勞而言,在一個合適的自我參照情形下,霸權式整合的邏輯也適用于民粹主義和政治之間的觀念對立:民粹主義是拉康式的政治欲望客體,代表政治的普世維度,亦是理解政治的“捷徑”。民粹主義不是特定的政治運動,但又是最具政治色彩的:即社會空間的形變能影響政治的內容。其構成因素純粹是形式上的、超驗的,而非實體性的:當一系列的“民主”訴求(改善社會保障、醫療衛生、降低稅收、反戰,等等)與一系列同類的事件結合起來時,民粹主義就產生了。該結合產生出作為普遍政治主體的“人民”。民粹主義的要點不在于這些訴求的實質性內容,而是通過這些訴求的結合,產生了一種實實在在的事實?!叭嗣瘛背闪苏沃黧w,而且所有不同形式的、特定的斗爭和對立都成為在“我們”(人民)和“他們”之間進行的全球對立斗爭的組成部分。然而,“我們”和“他們”的含義并沒有事先規定,謀求霸權的斗爭的籌碼卻蘊含其中了:即使像殘暴的種族主義和反猶太主義等因素也能被整合進民粹主義的一系列實踐當中,“他們”就這樣被建構起來了。
       現在清楚了,拉克勞為什么青睞民粹主義而不是階級斗爭:民粹主義為某種公開的斗爭提供了一個中立的、“超驗的”發源地,該斗爭的內容和風險由其對霸權的可能追求來確定,而“階級斗爭”把某個特定的社會群體(工人階級)預設為特權的政治力量;這個特權本身并不是霸權斗爭的結果,而是基于該群體的“客觀社會地位”——結果,思想政治斗爭最終成了“客觀”社會過程、權力及它們之間相互沖突的附帶現象。相反的是,對拉克勞而言,某種特定的斗爭被提升到作為所有斗爭的“普通對應物”的事實并非是預先決定的,而是謀求霸權的可能的政治斗爭的結果,在某些范疇,這個斗爭可能是工人斗爭,在另一些范疇,可能是愛國的反殖民主義斗爭,在另一些范疇,又可能是爭取文化包容的反種族主義斗爭……斗爭內含的積極因素中并沒有任何東西能預先確定讓其承擔所有斗爭的“普遍對應物”的霸權性角色。因而,對霸權的追求不僅在普遍形式和個別內容的多元性之間預設不可消除的鴻溝,而且通過這個或然的過程,這個內容的某部分“演化”成普遍范疇的直接體現——比如在1980年的波蘭,團結
       工會的特定訴求被提升到體現了人民普遍反對共產黨的政權,這樣所有的反共力量(從保守的民族主義反對派、自由民主主義反對派到文化異見者、左翼工人反對派)都在空洞的能指“團結工會”下確認了自己。
       拉克勞想這樣把他的立場與漸進主義分開(漸進主義縮小了政治的范疇:所要做的只是在特定社會空間逐漸實現特定的“民主訴求”),也與完全相反的旨在帶來能充分自我調節的全面革命的思想區分開。這兩種極端思想缺失的都是對霸權的追求;在對霸權的追求中,某種特定訴求被“上升到普遍事物的顯赫高度”,即用來代表“人民”的普遍性。因此,政治場域被置于由“空洞”的能指和“游移不定”的能指所構成的難以消彌的張力之中。拉克勞動用了對民粹主義反對票的“本體”需求與該投票所造成的可能實質內容之間的差距,來解釋何以許多法國選民在70年代之前支持共產黨,而后轉向支持國民陣線的右翼民粹主義——這種解答的漂亮之處在于免除了一個麻煩的話題,不用去管據稱是在極右和“極左”之間存在著的“深刻(極權主義的無疑)的一致性”。
       雖然拉克勞的民粹主義理論擁有概念上的說服力,但應注意其中有疑問的地方。第一個問題涉及他對民粹主義的界定:他羅列的若干條件不足以構成充分理由把某現象稱為“民粹主義”——此外還有民粹主義話語移置對立及制造敵人的方式:在民粹主義中,敵人被外化、具體化為確實的本體存在,敵人的消滅將恢復平衡和正義;與之相對,我們自己的——民粹主義政治力量的——身份被認為是先于敵人的攻擊存在的。
       相反,對于馬克思主義者(同樣適用于弗洛伊德主義者)而言,患病是正常機體的表現,在結構遭受“疾病”發作的威脅下,它能指示出結構在哪里出了問題:在馬克思看來,經濟危機是理解資本主義“正?!惫δ苓\作的鑰匙;對弗洛伊德而言,像歇斯底里發作之類的病理現象提供了了解“正?!比烁駱嫵傻年P鍵。這也是為什么法西斯主義絕對是一種民粹主義:猶太人的形象被等同于個人所經歷的許多威脅:猶太人太聰明、太骯臟、太性欲亢奮,是金融剝削者,他們集這些特點于一身……這里我們遇到一個民粹主義的關鍵特征,而拉克勞沒有提到:——民粹主義用來指涉敵人的主人能指不僅僅是空洞的、模糊的、不準確的。
       就民粹主義本身而言,這種“抽象”的特征又進一步由其選為敵人形象的偽具體化所補充。人們今天可以買手提電腦,它的鍵盤可以模仿老式打字機對手指的反作用力度,同時還可以模仿字釘敲在紙上的聲音——還有什么例子能更好地說明當今對偽具體性的需要嗎?今天,不僅是社會關系,而且還有技術正變得越來越不透明(誰能看見電腦里面怎樣在運行),人們有強大的需求去重新創造出模擬的具體,以使個體能把自己與復雜的環境關聯起來,就如與一個有意義的生命世界關聯起來一樣。居伊·德波爾關于“景觀社會”的一個舊的提法具有了新的解釋:意象被制造出來,為的是填充把新的模擬世界與舊的生命世界分隔開的裂縫,即去“馴化”這個新世界。
       這種對拉克勞關于民粹主義定義的補充絕不意味著實體層次上的倒退:我們仍然停留在形式一本體論層次上,即在接受拉克勞的主旨,民粹主義是某種形式的政治邏輯,不受任何內容的束縛的同時,補充之把對立“具體化”到一實際存在物當中的特征(與其他特質一樣超驗)。因而,民粹主義就定義而言包含了最低的、基本的、意識形態的神秘化形式;這也就是為什么雖然民粹主義是政治邏輯的形式結構和發源地,該政治邏輯可被施以不同的政治扭曲(反動的民族主義,進步的民族主義……),然而,到目前為止,民粹主義在其觀念中移置了普遍性的社會對立,把它變成一致的“人民”與外部敵人之間的對立,它在“最近的事例中”隱匿了長期的原始法西斯主義傾向。
       簡言之,我同意拉克勞以形式觀念的方式對民粹主義加以界定,同時,我也注意到,在他最近的著作中,他顯然把他的立場從“激進民主”轉到了民粹主義上(現在他把民主縮小到體制內的民主訴求);然而,正如他自己也清楚的,民粹主義也可能是非常反動的,所以,這里的界線該怎么劃?有沒有辦法在形式觀念層次上劃出一條界線?我打賭,有辦法。
       人民作為政治主體的每一種設計,站在人民立場上的每一個行動并不本質上都是民粹主義的。同樣,拉克勞最喜歡強調社會如何不存在,人民如何也不存在,但民粹主義的問題是,在民粹主義的范圍內,人民是存在的——人民的存在來自于其在組織構成上的被排除在外的對立面,來自于敵人被外化為實際的侵入者、障礙。對人民的一個真正民主意義的陳述應該像康德對美的界定一樣,“無目的的合目的性”:沒有人民的人民,意為大眾被組織結構的對立給分割了,挫敗了,使之不能獲得完整的實質性的人民身份。這就是為什么民粹主義遠不能代表此類政治,卻總是涉及某種最簡單的去政治化的傾向以及政治上的“自然化傾向”。
       這可以說明法西斯主義的根本謬誤是其顛倒了墨菲稱之為“民主悖論”的概念:如果(體制化的)民主能把對立斗爭統一到體制的特定空間,并將斗爭轉化為可控的對立,那么,法西斯主義則走的是相反的方向。法西斯主義以其行動方式把對立的邏輯推到了極端,把截然相反的一面當作政治目標:即絕對秩序化的等級社會。
       類似的是,這種矛盾反映出的中間階級的矛盾性通過中間階級與政治的關系得到了最好的體現(如馬克思在關于蒲魯東的論述中所闡明的):一方面,中產階級反對政治化——他們只想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做自己的工作,過和平的生活(這也是他們傾向于支持極權集團的原因,因為后者承諾結束社會瘋狂的政治動員,以使每個人能回到工作中去);另一方面,中間階級——以自己是愛國的、勤勞的、講道德的大多數但卻受到威脅為借口——是草根民眾運動最主要的煽動者(以右翼民粹主義為偽裝),如,在當前的法國,惟一能真正打亂后政治的、技術統治論的、人道主義的治理方式的,只有勒龐的國民陣線。
       這也是為什么把任何共產主義運動算作某種形式的民粹主義是有問題的。弗洛伊德指出,共同認可的目標把民眾聚合起來,這一目標的凝聚力可以從領導者身上轉移到某種非個人的思想上,而“這種抽象出來的思想,或多或少會在我們稱之為第二領導人的身上得到全部體現,而且有趣的變化會從思想與領導者的關系中產生出來”。與法西斯領袖不同,斯大林主義領導人是“第二領導人”,是共產主義思想的體現工具,難道這一點不適用于斯大林主義領導人嗎?這也是共產主義運動和體制不能被劃人民粹主義的原因。
       與此相關聯的還有拉克勞分析中的其他不足之處。他的民粹主義研究的最小單元是“社會訴求”范疇(該術語有雙重含義:請求和要求)。選擇這個術語的理由是明確的:訴求主體的形成來自于提出訴求;“人民”通過訴求的對應鏈構建了自身,它是提出要求這一
       述行的結果,而不是預先給定的群體。然而“訴求”這個詞涉及一種完全戲劇性的場景:主體把訴求提交給據稱能使訴求得到滿足的他者。難道正當的革命性的、解放性的政治行為沒有超出訴求的范圍?革命主體已不在訴求的層次上運動,不再要求從當權者那里得到什么東西——他要的是摧毀他們……
       關于他的基本的對立觀念:差異邏輯(社會作為一整體調節系統)和等同邏輯(社會空間分隔成兩個敵對陣營,其內部的差異被同化),拉克勞忽略的不僅是民主的惟一性,而且他忽略了這兩個邏輯的全面內在纏繞。這里要注意的第一件事是:只有在民主政治體制中,對立的等同邏輯才被整合進政治大廈,成為其基本結構特征——似乎尚塔爾·墨菲的著作在這里更具相關性,他大膽嘗試把民主和激烈斗爭的精神放在一起而排除了兩個極端:一方面,弘揚無畏的斗爭沖突會終止民主及其主要法則(尼采、海德格爾、施密特);另一方面,在民主空間里排除真正的斗爭,結果剩下的只是貧血的、規則操作下的競爭(哈貝馬斯)。墨菲指出,隨著以報復的方式排除那些不能適應非強制性交際規則的人,暴力又回來了,他是對的。然而,在今天的民主國家里,對民主的主要威脅并不包括兩個極端中的任何一個,威脅在于政治的“商品化”導致政治消亡。這里,危險主要不在于選舉活動中政治家被當作商品一樣包裝和銷售的方式;更深刻的問題是選舉本身是按照購買商品(這里是權力)的方式設計出來的:它們涉及不同的商品一黨派之間的競爭,而且我們的選票就像金錢一樣,可以用來購買我們想要的政府……在這種把政治當作我們可以購買的一項服務的視角下喪失的東西是:政治是一個共享的公共領域,與我們每個人息息相關的問題和決定在這里得到了討論。
       民主似乎不僅能包含敵對,而且它也是惟一歡迎和預設敵對、并把敵對體制化的政治形式,其他政治體制視為威脅的東西,民主卻將之上升為其“正?!边\作的積極條件:權力場是空的,并沒有天然的權力擁有者;戰爭、斗爭不可消除,每一個建設性的政府都必須經過斗爭決出,以斗爭的方式獲得……這也就是為什么拉克勞關于勒福爾的批評沒有說到點子上:“對勒福爾而言,民主政體的權力場是空的。對我而言,這個問題則不同:這是一個由霸權邏輯的運作而產生的空無的問題。在我看來,空是一種身份類型,而不是結構上的定位?!眱煞N空無完全不可比:“人民”的空無是這個霸權能指的空無,它把等同的鏈條總合起來,即具體的內容能“轉化”成社會整體的象征,而權力場的空無則是指一種距離,它使每一個經驗主義的權力擁有者都變得“不完善”,變得暫時和轉瞬即逝。
       可以得出的結論是,民粹主義(經我們補充的克拉勞給出的定義)不是惟一的超越了民主框架的對立的存在方式:共產主義革命組織的存在方式,廣泛的非體制化的社會和政治抗議現象,1968年的學生運動,到后來的反戰抗議,到最近的反球化運動,都不能恰當地被稱作“民粹主義”。這里有說明意義的例子是美國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早期的反種族隔離運動,它以馬丁·路德·金的名字為標志;雖然該運動表達了一種在現有民主體制內沒有得到恰當滿足的訴求,但該運動不能在任何意義上被稱作民粹主義的——其領導斗爭的方式、構造對立面的方式都不是“民粹主義”的……雖然運動的運作方式是民粹主義的,圍繞一項在民主體制內沒有得到滿足的訴求來動員民眾,但其并沒有依賴一個復雜的等同鏈條,而仍然集中在一個單一的訴求上。(未完待續)
       [查日新:四川大學外國語學院]
       (責任編輯 飛 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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