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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稿]松開槍管上沉重的鎖鏈
作者:侯健飛

《長篇小說選刊》 2005年 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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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時期軍事文學難寫,也鮮有令人耳目一新的長篇小說,這兩點都是實話。
        作為一名穿軍裝的文學編輯,我的工作就是端著槍,在茂密的叢林里尋找獵物。多年來,我期望獵獲更多的老虎和雪豹,結果連野豬也很難獵到。事實證明,肥美的獵物總是倒在更高明的獵人槍口下。就在我心灰意冷地把槍扛在肩上,準備向后轉的時候,我遇到了一只黃羊,并開槍擊中了它,這就是長篇小說《驚蟄》?!扼@蟄》獲獎后我挺樂,比作者本人還興奮。又乘機到海軍部隊鍛煉一下子,然后抱著槍靠在一棵樹上回味《驚蟄》的味道,這時迎面來了另一只黃羊,我毫不客氣地捕獲了它。這就是方南江描寫武警部隊生活的長篇小說《中國近衛軍》。
        《長篇小說選刊》的其其格可能覺得,我打這只黃羊,怪不容易的,讓我露個臉,弄得我還挺靦腆。我說我是個不大會說話的人,認識我的人大都不怎么喜歡我,說我這人有出口傷人的毛病。這話還算好聽,我知道我的毛病在一些人眼里其實有點二百五的意思。我是個急性子,太想打到老虎或者黃羊,于是不免對能盛產老虎或黃羊的作家說幾句刺激的話。特別是關于軍事題材長篇小說創作的現狀和前景,我承認自己有點牢騷,有點站著說話不腰疼。在一次軍內作家集會上我說:“當代軍事文學難寫是事實,但個別作家陳言不敢寫就是說謊;你可以拿著軍餉,住著大房子,以一個在外軍聞所未聞的專業作家的身份去搞電視劇,去掙大錢,但你不能說當代軍事題材不敢寫,歷史題材(比如說抗日戰爭)沒得寫。我認為,問題的主要癥結在一個軍旅作家的職業意識,在他是否正確認識部隊生活,在他是否一心一意愛這支軍隊的問題?!苯裉炜磥?,這樣的話確實有“文革”遺風,雖然出發點是好的,還是傷了一些同志。
        誠然,職業軍人與軍營文化背景下形成和定型的思想觀念、生活觀念、道德觀念和理想觀念處處影響著文學表達,小說會受到諸如所謂“主旋律”上的限制;加上作家本人思想認識上的偏差,如果再有經濟利益方面的考量,三股鋼繩勢必擰成一條沉重的鎖鏈,緊緊套在軍事文學的槍管上,也套在了大部分軍旅作家的脖頸上。
        李敬澤在一次作品研討會上說:軍事領域其實是個寶藏,潛力很大,但他不明白,為什么所讀到的作品都有一個通病,那就是顯得“很笨重”。我所理解的笨重,拋開那些拿“軍事題材”做外衣的“暢銷”作家不說,一部分真正鐘情品質文學的軍旅作家太過強調“軍事”、“軍人”、“軍營”這些概念,想法太多,想表達和承載的東西太多,結果背著包袱陷入不厭其煩的背景交待、不停的解釋、反復說明和再三規避的泥淖中,這種“鎖鏈”效應嚴重削弱了小說的有趣性。
        要松開鎖鏈,需要軍事文學作家付出雙倍的努力。關于職業意識和生活經歷對一個作家的影響和啟發。方南江是個好例子。他從小在軍營長大,用心工作的同時,還用心享受生活,并盡最大可能,在他所認知的軍營生活中發現美和思想,并呈現美和思想——盡管美和思想有時會變成一種痛苦和憂傷。以此為例,我以為,對一個作家極為重要的,是要有愛,愛人愛家,包括愛身邊的一草一木。方南江是一名職業軍人,像他的將軍父親一樣,他深深地愛著他的軍隊和士兵。于是才有了他上世紀80年代初獲全國短篇小說獎的《最后一個軍禮》(合作)。這之后,小說家方南江似乎從文壇消失了,原來,他秉承“一個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一個好兵”的訓誡躋身仕途,果然官至將軍。從士兵到將軍是一種成功,但要從一個將軍成為一名優秀作家則是一種通達和超越。作為作家的方南江完成了這種通達和超越?!吨袊l軍》告訴人們:無論你是將軍還是士兵,永遠都是歷史長河中微小的分子;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正是幾百萬個血肉之軀的分分合合,才鑄就一個國家穩固的國防長城;只有把個人理想放在國家、民族、人類的翼羽之下,個體生命和理想才具意義——也惟其如此,一個偉大的民族才會強盛不衰。方南江的小說成熟了,他知道小說的功能除了“意義”之外,還得好看。由于作者有意無意避開了對“軍事”堡壘的強攻態勢,小說中的人物更生活化,更真實。軍人的工作和生活,軍人的愛情和婚姻,軍人的歡樂和悲傷與其他社會領域的人毫無二致。事實上,我們身處萬花筒般的社會生活之中,所有人類的共同經歷和情感,誰都不會置身其外,不論是工人、農民、軍人、商人還是官員,也不論是英雄還是小偷。這是方南江軍事小說的最大貢獻。
        與《最后一個軍禮》相比,《中國近衛軍》出人意料地變得輕松愉快、趣味橫生。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方南江的語言有了變化——極具個性化的幽默風趣。小說中讓人忍俊不禁會心一笑的地方隨處可見,但這種引人發笑的細節不是《好兵帥克》式的,也不是電視小品中把軍人描繪得傻乎乎式的,這需要一種智性觀察生活、升華生活樂趣的能力。方南江從《最后一個軍禮》到《中國近衛軍》探索了二十多年,我覺得他小說最大飛越是從沉重變得輕松,不論是故事還是語言。讓我們來比對一下:《最后一個軍禮》的主人公是退伍老兵耿志,小說最后寫道:“耿志以軍人特有的敏捷,有力地抬起右臂,就在大臂快與肩平的瞬間,他并攏的五指微微顫抖著停頓了一下,眼角滾下了兩朵淚花,但隨即就以更加堅定的動作,敬了他最后一個軍禮……”在《中國近衛軍》的最后,賀東航終于晉升將軍,當他肩扛將星從授銜儀式退場后,作家寫道:“賀東航端著肩膀回到禮堂大廳,等待同首長合影。他很想放松一下,又覺得兩肩上像是托了一對活物,怎么也扛不周正……”同樣表達軍人的意識與責任,語言變化下的小說意境原來如此不同。
        從沉重到輕松,軍事文學槍管上的鎖鏈好像是松開了,但要徹底解下或者砸碎鎖鏈,我并不樂觀。即使在《中國近衛軍》里,也有作家兩難的寫照。賀東航和甘沖英無疑是作者著力塑造的兩種不同性格、不同人物命運的代表。賀東航是軍人世家,甘沖英則是農民子弟,這種在以往的軍事文學中司空見慣的矛盾組合時而針鋒相對,時而對立統一,最終殊途同歸——各自達到他們的人生目標。這種大團圓式的結局正是身披枷鎖的軍事文學的特征之一。職業化軍事變革中,官兵的去留,職務的升遷必須遵循優勝劣汰原則,長期禁錮著軍隊發展的各種弊端,特別是父父子子、任人惟親這個毒瘤,必須從軍隊里剔除出去——當然,這并不是說干部子女和農民子弟誰優誰劣,誰是誰非,恰恰相反,方南江筆下的世家子弟和農家子女矛盾又統一的“和平共處”,于其說是小說主旨的需要,不如說是小說家對鋼鐵鎖鏈的某種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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